文/吳波

最近，艾偉憑借中篇小說《過往》獲頒第八屆魯迅文學獎，他的最新長篇小說《鏡中》在上市后亦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和贊譽。

艾偉現任浙江作家協會主席，為中國60后代表作家之一。他的長篇小說《風和日麗》被改編成電視連續劇，該劇在東方衛視和浙江衛視等臺聯播時，一度達全國衛視黃金時段收視第一。

一直以來，艾偉被譽為作家中的“人性勘探者”，他的作品如何聚焦現實生活，深入勘探人性的幽微處？在獲得中國最高文學獎及新書《盛夏》出版之際，艾偉接受了本報的獨家專訪。

從《過往》到《鏡中》：

尋找心中的光芒，真誠面對自我

廣州日報：中篇《過往》獲頒第八屆魯迅文學獎，謝有順評論指出：“《過往》以其獨有的故事張力詮釋了人性的美德和寬恕的力量�！边@部作品在廣州各大書店成為熱賣圖書，能否給廣州的讀者談談這部作品的創作緣起及獲獎感悟？

艾偉：《過往》是十多年前從一位朋友那里聽來的故事，是以她母親為原型，其中一些細節得自她的講述，但小說的故事是另起爐灶，完全虛構了。朋友講述的這位母親令我十多年來難以忘記。這個故事從根本上來說是一部關于家庭倫理的小說，其中的情感完全是中國式的。對于我們中國人來說，血緣親情是人世間最為深刻的關系�！哆^往》寫到了母親與三個孩子之間的親情羈絆，還寫到兄弟姐妹之間復雜甚至是粗暴的關系，他們內心深藏的愛恐怕連他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。我喜歡中國人這種緣于血緣的曲折的表達方式，粗暴里深藏著愛。在中國，血緣親情是誰也逃不走的，某種程度上是具有永恒性的一個命題。中國人的血緣親情，沉默如海，很像我們小說創作中的“冰山理論”，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不輕易表達情感，內心深藏著認同感、歸宿感以及飽滿的溫情，我們性格中這種委婉曲折的情感表達方式是非常迷人的。

廣州日報：你的最新長篇《鏡中》，同樣引發熱議。評論認為這是艾偉創作成熟時期的轉型力作，《鏡中》比之過往作品的自我突破之處，您怎么看這部長篇？

艾偉：寫作《鏡中》時，我以前寫作中所涉及的元素都棄之不用，我在這部小說里設置了鏡子和迷宮兩個元素，同時以建筑的方式構筑了一個循環往復的世界，好像音樂在一幢迷宮船的建筑里回旋，同時我在這部小說里是有所依憑的，其一是建筑所帶來的天生的類似一種儀式感，另外試圖探詢東方文化在我們心靈里起到了的作用，正是有了這種依憑，使得我能夠打開和書寫當下中國人的精神世界。我的一些朋友讀完《鏡中》后，私下發短信我，對這部作品給予慷慨贊美，我非常開心。

廣州日報：諾貝爾文學獎歷史上很少有中短篇獲獎，這是因為中短篇小說是“刀尖上跳舞”的藝術,中短篇與長篇的創作比較而言，二者您認為誰的難度更大？

艾偉：我個人認為要寫好，都不容易。每一種文體都有自己的特點。短篇小說我覺得是天賜之物，好的短篇就像一枚閃閃發亮的寶物，在暗中等待一位作家把它撿走。中篇小說是一種極有力量的文本，魯迅的《阿Q正傳》、海明威的《老人與�！�、加繆的《局外》人都是中篇小說，都是文學史上不可多得、令人難忘的小說，也成了三位大師的代表作。長篇小說需要更宏大的精神重量，它不光是字數的問題，有些長篇字數很多，可精神含量也許比不上一個中篇和短篇。長篇小說不僅僅是提供一個故事，還需要作家對人間有整體性洞察和發現，需要作家強大的思想能力，廣博的知識儲備，豐富的人生閱歷等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，我個人認為長篇的難度肯定更大一些。

關于“人性勘探者”：

“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性”

廣州日報：您被譽為當代文壇“人性勘探者”，以對于人性幽暗的挖掘之深刻著稱。阿來說：一部作品如果連續再版，就應該說獲得了“永生證”，能否談談關于“人性”方面的創作經驗？

艾偉：我們常說“人性”具有恒常性，似乎是千年不變的。這有一定的道理，因為人性中有一個善惡結構，這個大的結構不會改變。但是人性不是那么僵化的，人性是有時代性的，是和時代意志緊密相關的。所以，我經常說，人是被時代劫持的。正因為如此每一代作家的寫作才有意義。我們觀察這個時代下的人性狀況，就可能抵達這個時代的真實現狀。人的內部永遠和外部相關。

廣州日報：您創作頗豐，據悉中短篇集《整個宇宙在和我說話》也即將出版。作為有“先鋒”標簽的著名作家，您覺得在每年出版的數十萬本文學作品中想要得到讀者的認可，應該具備哪些要素？

艾偉：每一個作家都希望找到他的讀者，畢竟一部小說只有在被閱讀時才有價值，一部作品實際上是被閱讀時才被激活。作家給了作品一次生命，但讀者可以給作品第二次生命。因為每一個讀者的閱讀一定和他的人生經驗、閱歷、生命感覺息息相關，他們讀出來的感悟有時候可能是超出作家的想象的。因為我相信小說是一種極具智慧的文本，好的小說它的智慧會超出作家的智慧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作家需要做的是誠實地面對現實、歷史和生活，尊重小說里的人物、器具、季節以及一草一木�！皽蚀_”對我來說永遠是第一標準。

廣州日報：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。一部文學作品，讀者的評價往往見仁見智。從事文學創作以來，您看中與讀者的交流嗎？如何看待讀者對您的評價？

艾偉：我會收到一些讀者的來信，表達他們的閱讀感想。當一位讀者愿意寫信或者想見作者時，那一定是他喜歡作者的某一部作品。就像前面說的，讀者有權對作品做出任何他認為的判斷和看法。一部作品應該經得起闡釋和批評。但有一點，我覺得我們似乎正處于一個文化保守主義時期，現在的讀者太喜歡帶著觀念閱讀了，我認為任何藝術包括小說首先是用來感受的，然后才是其它。觀念過強的閱讀和觀念過強的寫作一樣，都是不好的。

關于南方文學與“新南方寫作”：

續接“南方寫作”余韻，捕捉“南方以南”的氣息

廣州日報：今年即將迎來《花城》雜志社的文學大獎的頒獎典禮，我們注意到您的處女作1996年發布于廣州《花城》雜志，你是否有過非常高的文學“野心”或者夢想，能否給讀者談談這些年你的創作生涯及故事？

艾偉：是的，我的處女作《少年楊淇佩著刀》以及長篇處女作《越野賽跑》都首發于《花城》雜志，可以說《花城》是我的福地，是我文學生涯的起始點，我因此對《花城》特別有情感。我開始寫作時，幾乎沒有文學界的朋友，我當時在寧波孤獨寫作，寫作的學徒階段也是漫長的，我不停地投稿，1990年代已是電腦打印稿，雜志社也不退稿了。我也不敢一稿多投，往往在投稿三個月沒有得到任何音訊，再投寄到另一家雜志。1996年以《花城》發表的短篇實際上1994年已經完成了，1997年在《收獲》發表的短篇《敞開的門》則完成于1992年。所以《花城》對我接納對我來說意義非凡，某種意義上塑造了我日后的人生。關于“野心”，開始寫作時會有的，但那是不確定的，甚至是隨時變化的，始終交織著驕傲和自我懷疑。我覺得“野心”是不可靠的，是一步一步的寫作實踐才通向某個寫作目標。

廣州日報：《盛夏》與《南方》相呼應，是關于艾偉“南方文學”代表作，能否給讀者談談“南方文學”這個概念？

艾偉：南方文學傳統在我看來就是這種植物般生長的豐富性和混雜性，其特點是非凡的現實性與跨越所有真實性規則的無羈想象相聯系。說到這里，我們不得不說與南方文學緊密相關的“魔幻現實主義”小說。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叫《魔幻現實主義的前世今生》，以一孔之見理了魔幻現實主義文學譜系，這一譜系已然成了一個偉大的文學傳統，并且肯定是南方文學最為重要的一部分。

廣州日報：浙江是一個文學強省，在你掌舵的這一片文學熱土，一直是文壇關注的焦點。近年來廣東大灣區陸續出現陳培浩等提出的“新南方寫作”這一概念，您怎么看大灣區“新南方寫作”？

艾偉：我最近剛參加廣西民族大學關于“新南方寫作”的論壇。我注意到廣東、廣西的作家們在用他們的小說實踐回應著這個概念。生活在江南一地的我們也以南方人自居。我注意到廣東人認為除了廣東，其它地方似乎都是北方。我想“新南方寫作”大概有這么一個地理概念在。我個人覺得無論是“南方寫作”還是“新南方寫作”，首先肯定有一個地理意義上的概念，這個地理環境和熱帶、豐沛的雨水、繁茂的植物以及由此形成的世俗風貌相關。我去過墨西哥，我覺得那兒的植物也有某種超現實性，因此南美大陸的文學和藝術的超現實性是根植于他們的地理環境的。只要是自然生發的生長于自己腳下這塊土地的文學，無論如何命名，都是好的，有意義的。